1948年,国民党团长的妻子被6个壮汉按倒在地上,身上的衣服被撕碎,随后惨遭对方长达3个小时的轮番玷污。更令人可气的是,6名凶手竟然一度逍遥法外。
1948年,武汉黄埔路口有一家陆军医院,里面住着一个叫楼将亮的团长。这个人在抗日战场上拼过命,立过战功,如今却被肺结核折腾得只剩一把骨头。他妻子陈愉一直守在病床前,端水喂药,从没离开过。
医院里还住着另外几个人,都是军官身份。这些人每天在病房里打牌喝酒,日子过得很是逍遥。陈愉每次从他们门口经过,对方都会客客气气地点个头,她也只当是丈夫的同袍,从没多想。
可她不知道的是,这几个人早就盯上她了。
9月9日凌晨两点多,陈愉像往常一样端着盆子去打水,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,还没等她回头,一只戴白手套的大手就猛地捂住了她的嘴,浓烈的乙醚气味瞬间冲鼻,她的脑袋顿时一片昏沉。
另一只手粗暴地夺过脸盆,“哐当”一声砸在地上,搪瓷碎片溅了一地。陈愉惊恐万分,拼命挣扎,可更多黑影围了上来,有人用浸湿的纱布死死塞住她的嘴,几双铁钳般的手臂将她强行拖拽。慌乱中,她看清了几张脸——都是住在隔壁病房的“军官病员”,平日里遇见还会假惺惺点头,此刻却只剩扭曲的欲望和野兽般的狞笑。
她被重重摔在17号病房的冰冷水泥地上,房门随即反锁。接下来的三个小时,成了陈愉一生都无法磨灭的噩梦。中校主任崔博文第一个扑了上来,金丝眼镜在黑暗中泛着冷光,全然没了斯文;上尉军医凌志紧随其后,白大褂上“救死扶伤”的徽章,此刻成了最大的讽刺。
随后,少校副官石磐、汉口市警察局督察查大钧、少校军医曾玄名,还有混在其中的大学生袁尚质,六个男人轮番上阵,在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,彻底撕碎了她的尊严。
施暴时,有人兽性大发,用钢笔在她大腿内侧刻下侮辱性字迹;有人凑在她耳边,吐着酒气威胁:“你丈夫的部队番号我们一清二楚,敢说出去,让你们全家死无葬身之地!”陈愉的旗袍被撕成碎片,浑身布满淤青,绝望像潮水般将她淹没。
凌晨五点,天快亮时,陈愉像破布一样被扔在走廊角落。她挣扎着爬起,第一念头就是不能惊动病重的丈夫。她踉跄着回到病房,躲进卫生间用冷水冲洗身体,眼泪混着自来水无声流淌,镜中的自己眼神空洞,脖颈的掐痕清晰可见。
天亮后,陈愉压下屈辱,找到医院院长蔡善德报案,可对方却敷衍道:“空口无凭,你都生过孩子了,脸面要紧,别闹得人尽皆知。”这番话彻底激怒了陈愉,她浑身发抖,却没有退缩。回到病房后,楼将亮察觉到她的异常,在厉声追问下,陈愉崩溃道出实情。
楼将亮闻言目眦欲裂,猛地挣起身,一口鲜血喷在床单上,染红大片。他伸手去摸枕下的配枪,才想起入院时早已上交。极度的愤怒和屈辱让他病情急剧恶化,再度昏迷过去。走投无路的陈愉,抱着最后希望找到了汉口市妇女会,负责人张人骥听完哭诉后拍案而起,当即带她前往武汉警备司令部求见司令阮齐,却被对方避而不见,只得到一句敷衍的“会转告”。
更恶毒的报复接踵而至,陈愉四岁的大儿子在病房外被冒充护士的陌生女人带走,失踪四天四夜。直到9月22日,她看到报纸上的认领启事后,才在警察局找到吓得浑身发抖的孩子,孩子身上的纸条只有五个冰冷的字:“安分点。”
张人骥见状,联系了《正风报》记者商若冰,将陈愉的遭遇整理成报道公之于众。报道一经发表,立即引发轩然大波,武汉市民群情激愤,湖北省参议会议员公开质询当局,妇女界成立后援会呼吁干预,前线军官也投书报社控诉:“吾辈前线卖命,家眷却遭此凌辱,此等军队,谁愿效死?”
舆论风暴很快传到南京,蒋介石深知,此时政权飘摇,若不严惩凶徒,必将失去军心民心。他当即下令抓捕六名凶手,严查此案。1949年3月23日,军法处作出判决:崔博文等四名现役军人被判死刑,立即执行;查大钧、袁尚质移交地方法院审理。
枪响之时,陈愉并未到场。她的丈夫楼将亮已在悲愤中病逝,处理完后事,她带着孩子离开了武汉这个伤心地,从此杳无音信。这桩辱妻案,靠着舆论力量讨回了公道,也撕开了国民党政权腐朽黑暗的面纱,成为那个动荡年代里一段令人痛心的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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