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，国民党团长的妻子被6个壮汉按倒在地上，身上的衣服被撕碎，随后惨遭对方长达3个小时的轮番玷污。更令人可气的是，6名凶手竟然一度逍遥法外。
1948年，武汉黄埔路口有一家陆军医院，里面住着一个叫楼将亮的团长。这个人在抗日战场上拼过命，立过战功，如今却被肺结核折腾得只剩一把骨头。他妻子陈愉一直守在病床前，端水喂药，从没离开过。
医院里还住着另外几个人，都是军官身份。这些人每天在病房里打牌喝酒，日子过得很是逍遥。陈愉每次从他们门口经过，对方都会客客气气地点个头，她也只当是丈夫的同袍，从没多想。
可她不知道的是，这几个人早就盯上她了。
9月9日凌晨两点多，陈愉像往常一样端着盆子去打水，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还没等她回头，一只戴白手套的大手就猛地捂住了她的嘴，浓烈的乙醚气味瞬间冲鼻，她的脑袋顿时一片昏沉。
另一只手粗暴地夺过脸盆，“哐当”一声砸在地上，搪瓷碎片溅了一地。陈愉惊恐万分，拼命挣扎，可更多黑影围了上来，有人用浸湿的纱布死死塞住她的嘴，几双铁钳般的手臂将她强行拖拽。慌乱中，她看清了几张脸——都是住在隔壁病房的“军官病员”，平日里遇见还会假惺惺点头，此刻却只剩扭曲的欲望和野兽般的狞笑。
她被重重摔在17号病房的冰冷水泥地上，房门随即反锁。接下来的三个小时，成了陈愉一生都无法磨灭的噩梦。中校主任崔博文第一个扑了上来，金丝眼镜在黑暗中泛着冷光，全然没了斯文；上尉军医凌志紧随其后，白大褂上“救死扶伤”的徽章，此刻成了最大的讽刺。
随后，少校副官石磐、汉口市警察局督察查大钧、少校军医曾玄名，还有混在其中的大学生袁尚质，六个男人轮番上阵，在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，彻底撕碎了她的尊严。
施暴时，有人兽性大发，用钢笔在她大腿内侧刻下侮辱性字迹；有人凑在她耳边，吐着酒气威胁：“你丈夫的部队番号我们一清二楚，敢说出去，让你们全家死无葬身之地！”陈愉的旗袍被撕成碎片，浑身布满淤青，绝望像潮水般将她淹没。
凌晨五点，天快亮时，陈愉像破布一样被扔在走廊角落。她挣扎着爬起，第一念头就是不能惊动病重的丈夫。她踉跄着回到病房，躲进卫生间用冷水冲洗身体，眼泪混着自来水无声流淌，镜中的自己眼神空洞，脖颈的掐痕清晰可见。
天亮后，陈愉压下屈辱，找到医院院长蔡善德报案，可对方却敷衍道：“空口无凭，你都生过孩子了，脸面要紧，别闹得人尽皆知。”这番话彻底激怒了陈愉，她浑身发抖，却没有退缩。回到病房后，楼将亮察觉到她的异常，在厉声追问下，陈愉崩溃道出实情。
楼将亮闻言目眦欲裂，猛地挣起身，一口鲜血喷在床单上，染红大片。他伸手去摸枕下的配枪，才想起入院时早已上交。极度的愤怒和屈辱让他病情急剧恶化，再度昏迷过去。走投无路的陈愉，抱着最后希望找到了汉口市妇女会，负责人张人骥听完哭诉后拍案而起，当即带她前往武汉警备司令部求见司令阮齐，却被对方避而不见，只得到一句敷衍的“会转告”。
更恶毒的报复接踵而至，陈愉四岁的大儿子在病房外被冒充护士的陌生女人带走，失踪四天四夜。直到9月22日，她看到报纸上的认领启事后，才在警察局找到吓得浑身发抖的孩子，孩子身上的纸条只有五个冰冷的字：“安分点。”
张人骥见状，联系了《正风报》记者商若冰，将陈愉的遭遇整理成报道公之于众。报道一经发表，立即引发轩然大波，武汉市民群情激愤，湖北省参议会议员公开质询当局，妇女界成立后援会呼吁干预，前线军官也投书报社控诉：“吾辈前线卖命，家眷却遭此凌辱，此等军队，谁愿效死？”
舆论风暴很快传到南京，蒋介石深知，此时政权飘摇，若不严惩凶徒，必将失去军心民心。他当即下令抓捕六名凶手，严查此案。1949年3月23日，军法处作出判决：崔博文等四名现役军人被判死刑，立即执行；查大钧、袁尚质移交地方法院审理。
枪响之时，陈愉并未到场。她的丈夫楼将亮已在悲愤中病逝，处理完后事，她带着孩子离开了武汉这个伤心地，从此杳无音信。这桩辱妻案，靠着舆论力量讨回了公道，也撕开了国民党政权腐朽黑暗的面纱，成为那个动荡年代里一段令人痛心的记忆。
配资公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